它们甚至都传开了，列娜有一天对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说，声音里带着一种认命的平静，那种平静是东斯拉夫女人在经历了太多荒诞之后才会有的，整个乌拉尔的狼都知道了。说咱们这里有一个月子中心，包吃包住，还有一个金牌月嫂。
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放下笔，摘下眼镜，用一块脏得看不出颜色的布擦了擦镜片。他看了列娜很久，那双浑浊的老眼里闪过一丝说不清是悲哀还是嘲弄的光。然后他在报告上写下了一行字：保护站已被狼群实际占领，站内工作人员无法履行正常职能，请求上级指示。
报告写完了。他依然不知道该寄给谁。但他还是把报告整整齐齐地折好，放进了抽屉里。在一九九三年，写报告是他唯一还能做的事情。也许也是唯一还有意义的事情。
报告送上去之后，当然石沉大海。就像所有的报告一样，就像所有的祈祷一样，就像所有的希望一样。
但狼群不在乎。它们在保护站里生了崽，养了崽，教崽们翻肚皮、握手、学狗叫。到了来年春天，第一批狼崽子已经能跟着母亲去栅栏外面遛弯了。它们路过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的时候，甚至会停下来，用稚嫩的声音冲它叫两声，像是在叫。
费奥多尔依然站在原地，半闭着眼睛，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它的原则从未改变。在一个一切都在改变的世界里，这条高加索犬是唯一不变的东西。也许正因如此，列娜才那么依赖它——不是依赖它的武力，而是依赖它的不变。在一九九三年的乌拉尔，不变本身就是一种安慰。
伊戈尔依然擦他的枪。枪已经擦得能照出人影了，但他还是每天擦。也许他擦的不是枪，而是一种秩序感。一种在混乱中抓住点什么的幻觉。
而列娜，她提着桶，走进了羊圈，开始割新一天的羊肉。她的辫子上沾着狼毛，围裙上全是血渍，灰绿色的眼睛里已经没有了当初的惊恐。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沉的、疲惫的、东斯拉夫人特有的坚忍。那种坚忍不是勇敢，不是坚强，而是一种更古老的东西——是一种既然如此，那就这样吧的顺从。不是向命运顺从，而是向荒诞顺从。
她曾经质疑狗。现在她理解狗。她成为了狗。她超越了狗。
她甚至为了能成为一条真正的土狗，亲自挖了一条地道，从保护站的仓房一直通到了内院的狼窝。这条地道后来被伊戈尔发现了。他站在地道口抽了半根烟，烟头的红光在黑暗中一明一灭，像一只疲惫的眼睛。然后他用脚把土踩实了，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在一九九三年，假装什么都没看见，是一种美德。
六
这就是乌拉尔狼月子中心的故事。
如果你现在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以东三百俄里的那片针叶林边缘，你还能看到那座保护站。门牌还在，只是字已经完全看不清了。栅栏外面的雪地上，永远有一串狼的脚印，通向山里，又从山里通向这里。那些脚印在雪地里交错纵横，像一幅只有狼才看得懂的地图。
而如果你在某个寒冷的傍晚推开那扇门——如果你敢的话，你会看到一个亚麻色辫子的女人，提着一桶羊肉，被二十几只大小不一的狼围在中间。她的脸上没有笑容，也没有悲伤，只有一种经历了太多荒诞之后才会有的、平静的麻木。那种麻木不是死亡，而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东西——是活着，并且习惯了活着。
她会看你一眼。那双灰绿色的眼睛会穿过你，看向你身后的某个遥远的地方。然后她会说：
你也是来坐月子的？
你最好别回答。
因为在乌拉尔，狼的事情，不归人管。人的事情，也不归人管了。在一九九三年的俄罗斯，没有什么事情是归人管的。国家不归人管，法律不归人管，上帝不归人管，连冬天都不归人管……冬天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像一个任性的暴君。
唯独狼归狼管。
据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立档案馆一九九四年二月第十一号卷宗记载……是的，档案馆居然还在运转，虽然只剩下一个看门的老头和半柜子发霉的文件——第四十七号野生动物临时救护站于本年度冬季发生不可抗力之生物入侵事件。站内全体工作人员及一犬均表示情况可控。
情况可控？
这四个字是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写的。他写这四个字的时候，手没有抖，笔迹工整得像是在写一份入党申请书。在一个一切都不可控的年代，情况可控是最大的谎言，也是最后的尊严。
档案最后附有鲍里斯——不，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祖博夫站长的亲笔批注，仅一句话：
经费不足，但狼不走了。
此卷宗后被归入类，再无人问津。而那座保护站，至今仍在。
据说每到月圆之夜，如果你把耳朵贴在地面上，你能听到从地底传来的声音。不是狼嚎——狼嚎你在山上就能听到。那是一种更奇怪的声音，一种从地底深处、从冻土下面、从这个国家的骨骼里传出来的声音。
那是一群狼在学狗叫。
那声音在乌拉尔的冻土上传得很远，很远。远到叶卡捷琳堡都能听见，远到秋明都能听见。
但叶卡捷琳堡的人不信。秋明的人也不信。
他们从来都不信。
在一个不再相信任何东西的国家里，狼是最后的信徒。它们信肉，信温暖，信那个提着桶的亚麻色辫子的女人。它们的信仰简单而纯粹，不需要任何意识形态来支撑，不需要任何领袖来引导。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狼活了下来，而很多别的东西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