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会计师点了点头，没有继续问。她低头吃饭，吃得很安静，连咀嚼的声音都几乎没有。张芸坐在对面，心里在想一件事——这个方会计师，是真的来审计的，还是来做别的事的？兰骁民说“审计公司是省城来的”，语气很平常，但张芸记得，金穗基金以前的审计都是本地的事务所做的，为什么今年换了省城的公司？
她没有问。有些问题不能问，至少不能在这个时候问。
下午，方会计师的助手——那个年轻女人——在整理账目的时候发现了一处对不上的地方。她拿着账本找到张芸，指着其中一页说：“这笔账的原始凭证找不到。”
张芸看了一眼，是一笔一百二十万的支出，摘要写的是“咨询费”，收款方是一家她没听说过的公司。她在系统里查了，没有找到对应的发票和合同。
“我问问钱经理。”张芸说。
钱经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正在打电话。看到张芸进来，他对着电话说了句“回头再说”，挂了。
“什么事？”
“有一笔一百二十万的咨询费，找不到原始凭证。方会计师那边要。”
钱经理的脸上的表情变了一下，变化很快，快到几乎看不出来。但张芸看到了——他的嘴角往下撇了一下，又迅速恢复了正常。
“那笔账啊，”钱经理站起来，走到文件柜前，翻了翻，抽出一个文件夹，“凭证在我这里，上次拿过来忘了还回去。”
他把文件夹递给张芸。张芸接过来，翻开，里面是一张发票和一份合同。发票是正规的，合同也是正规的，看不出任何问题。但她注意到合同的日期是十一月三十日，而账目上的日期是九月十五日。差了两个月。
她没有说什么，拿着文件夹走出了钱经理的办公室。
回到会议室，她把凭证交给方会计师的助手。助手接过去看了一眼，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但张芸注意到，助手把那页合同复印了一份，夹进了自己的笔记本里。
那天晚上，张芸值夜班的时候，偷偷去了一趟二十二楼的会议室。会议室的灯关了，门锁着，她有钥匙。她打开门，走进去，在方会计师的公文包里翻了翻——不是翻别人的私人物品，而是想看看方会计师到底在查什么。
公文包里有一本笔记本，上面记着方会计师这几天的笔记。张芸翻开，看到了一页她没想到的内容：
“金穗基金账目疑点：
1。应收账款与实际抵押资产不匹配，差额约300万。
2。多笔‘咨询费’流向同一家公司，该公司注册地址为空壳。
3。逾期资产处置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接盘方均为兰氏集团关联公司。
4。存在账外账的可能性，建议申请调阅原始借款合同。”
张芸合上笔记本，放回公文包，走出会议室，锁好门。
她回到自己的工位，坐在椅子上，手心全是汗。方会计师不是普通的审计。她是来查问题的。是谁请她来的？兰骁民自己？不可能。兰骁民不会请人来查自己的账。那是谁？省里的监管部门？还是某个兰骁民的对手？
她不知道。但她知道一件事——这台机器开始松动了。不是因为她，而是因为机器本身运转得太久，齿轮开始磨损，螺丝开始松动。而方会计师，就是那个拿着扳手来检查的人。
三、三根骨头
赵志远把从刘建国那里拍到的照片和从张芸那里拿到的账本复印件放在一起，花了整整一个周末的时间，画出了一张关系图。
他在墙上贴了一张大白纸，用记号笔在上面画线、写字、标箭头。中间是“金穗基金”，向上三条线分别连到“潘月明（市长）”“吴达山（银监局）”“郑怀远（省高院）”。向下无数条线，连着茶岭村的茶农、下马塘的工人、清江边的渔民。向左向右，连着法院、银行、拆迁队、媒体、会计师事务所。
画完之后，他退后两步，看着这张图。
这张图上，少了一样东西。一个人。
苏静。
刘建国说，那个叫苏静的女人给了他一个信封，里面是金穗基金内部的账目。张芸说，苏静是总裁办的行政主管，在兰氏集团干了五年，辞职了，走之前给她留了一张照片。赵志远翻遍了自己手上的所有材料，没有找到苏静的名字。她不在借款人名单里，不在保护伞名单里，不在任何一张纸上。但她在所有的事情里。她是把那些纸塞进墙缝里的人，她是给张芸留线索的人，她是那个在暗处递刀的人。
她是谁？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赵志远把苏静的名字写在大白纸的右上角，然后用红笔圈了起来。红圈在白纸上格外醒目，像一只眼睛。
他拿起电话，拨了张芸的号码。
“张芸，你见过苏静吗？我是说，除了在公司。”
“没有。她走了之后就联系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