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蔹结婚后的第三天，我在学校收到了一个快递。盒子不大，用浅蓝色的包装纸裹着，系着一根白色的丝带。寄件人写的是“白蔹”，地址是顾家。我拆开，里面是一条裙子——白色的，很素，和她的婚纱同款面料。裙摆上绣着细碎的小花，不是水晶，是刺绣，针脚很密，摸上去有凹凸感。底下压着一张纸条：“给你做的。喜服没你的份，裙子补上。姐姐。”
我抱着那条裙子，在教室里坐了很久。同桌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我把裙子叠好，放回盒子，塞进书包。回到家，我把它挂进衣柜，和白蔹留下的那些旧衣服挂在一起。她的校服、她的旧睡裙、她穿过的那件白衬衫，还有这条新裙子。新的旧的，白的素的，都挂在一起，像她不同时期的自画像。小时候的白蔹，少年的白蔹，现在的白蔹。每一个都是她，每一个都不是完整的她。
白蔹结婚后的第一周，陶羽涅每天都给我发消息。“今天你姐姐和顾明远一起吃了早餐，顾城也在，三个人有说有笑。”“今天你姐姐陪顾城下了一盘棋，顾城输了，但很高兴。”“今天你姐姐去逛了商场，买了三件衣服，都是顾明远付的钱。”每一条消息都像一份报告，记录着白蔹在顾家的每一天。她过得好吗？我不知道。陶羽涅说“看起来很好”，但“看起来”三个字，说明了一切。她在演。演一个好儿媳，演一个好妻子，演一个配得上顾家的女人。她演得很好，好到所有人都信了。包括顾明远。
结婚后的第十天，白蔹终于给我打了电话。她在电话里的声音比之前轻松了一些，也许是适应了，也许是装得更像了。“云苓，你最近怎么样？”“挺好的。你呢？”“我也挺好的。”又是“挺好的”。这个世界上最虚伪的两个字。“姐姐，你什么时候回来？”“快了。”“快了是多久？”“等我把事情办完。”“什么事情？”“你知道的。”她没有明说，我也没问。电话那头有人在叫她，她说“来了”，然后匆匆挂了。通话时间两分十一秒。比以前更短。
结婚后的第一个月，我去顾家看她。这次没有提前通知，直接去的。保安认得我，让我进去了。白蔹在花园里，正蹲在石榴树下拔草。她穿着一件家居服，头发随便扎着，脸上没有化妆。阳光照在她身上，她看起来像一个普通的、幸福的、在自家花园里消磨时间的少奶奶。但我知道不是。她的手指上缠着创可贴，新的，不止一处。
“姐姐。”我叫她。她抬起头，看到我，笑了。那个笑容很自然，自然到差点骗过我。但她的眼睛没有笑。她的眼睛还是空的。
“你怎么来了？”“想你了。”她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泥，走过来，牵着我的手，带我去了她的房间。房间变了——窗台上多了几盆花，书桌上多了几本新书，床头柜上多了一张她和顾明远的结婚照。照片里她笑得很灿烂，顾明远搂着她的肩，两个人看起来很般配。“他对你好吗？”我问。“很好。”“真的？”“真的。”她给我倒了一杯水，坐在我对面，“他每天早上给我做早餐，晚上回来陪我吃饭，周末带我去看电影。他是一个好丈夫。”“那你呢？”“我也是一个好妻子。”她说这话的时候，嘴角带着笑，但眼底没有温度。她是一个好妻子——她会做饭、会收拾、会陪婆婆聊天、会在公公面前说漂亮话。她做了所有妻子该做的事，唯独没有做的事是——爱他。
“姐姐，你有没有想过，不报仇了？”“没有。”“哪怕是一瞬间？”“没有。”她的回答很快，快到像早就准备好了。“那你想过以后吗？报仇以后。”“想过。”“想做什么？”“开花店。”“和谁？”“一个人。”她顿了顿，“也许还有你。”
那天下午，我陪她在花园里坐了很久。石榴树的叶子开始黄了，风一吹就簌簌地往下掉。她看着那些落叶，突然说了一句：“妈妈最喜欢秋天。”“为什么？”“因为秋天有石榴。”她从树上摘下一个石榴，掰开，里面的籽红彤彤的，像一颗颗宝石。她递给我一半，自己拿着一半，一颗一颗地吃。她吃得很慢，像是在品尝什么珍贵的东西。石榴很甜，但她的表情很苦。
“姐姐，你后悔吗？”“不后悔。”“如果重来一次，你还会选这条路吗？”“会。”“哪怕知道会这么难？”“会。”她把剩下的石榴放在桌上，看着我，“云苓，有些路不是你选的，是路选了你。妈妈的事，我必须做。不做，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那做完之后呢？你就安心了吗？”“不知道。”她低下头，“但至少，我对得起她。”
临走的时候，她送我到门口。铁门关上的那一刻，她叫住我。“云苓，下次来的时候，带点家里的土。”“什么？”“家里的土。我想种一盆花，用家里的土。”我点点头，转身走了。眼泪在转身的那一刻掉了下来。她想家了。她想回来。但她回不来。她用顾家的土种花，花开了，是顾家的花。她用家里的土种花，花开了，才是她的花。她连一盆花都要小心翼翼，不敢让它沾染仇人的气息。她活得有多累，我不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