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被捕后的日子，白蔹反而更忙了。律师几乎每天都要见她，核对证据、模拟质询、推演对方律师可能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她出门越来越早，回来越来越晚，有时候我睡了她还没回来，我醒了她已经走了。桌上的早餐还在，纸条还在，人不在。
“姐姐，你不能这样熬。”我在电话里说。
“快了。”她说，“等开庭就好了。”
“开庭了更忙。”
“那就等判决。”
“判决完了呢？”
她沉默了一下。“那就等一切都结束。”
我不知道“一切都结束”是什么时候。也许是顾城被判刑的那天，也许是妈妈得到清白的那天，也许是白蔹终于可以放下仇恨、开始新生活的那天。但那天太远了，远到我看不见。我只看到她一天比一天瘦，一天比一天累，一天比一天不像她自己。
开庭前一周，白蔹去见了一个人——李晏礼的父亲，李济民。那个曾经是顾城私人医生、负责处理妈妈“医疗事务”的人。他出院后被李晏礼接回了家，住在城西一个老小区里，身体还是很差，走路要人扶，说话断断续续。
白蔹去的时候，带了一篮水果。李晏礼开的门，看到白蔹，愣了一下，然后侧身让她进去。李济民坐在轮椅上，盖着一条毯子，眼睛半闭着，嘴角往下耷拉。
“李伯伯。”白蔹蹲下来，和他平视，“我来看您。”
老人睁开眼睛，看着她。看了很久，嘴唇动了动，没有说出话来。
“我知道您身体不好，说话费劲。您不用说话，听我说就行。”白蔹的声音很轻，“我是沈若清的女儿。您记得沈若清吗？”
老人的眼眶红了。
“我妈妈被关在南山精神病院十五年。您给她开过药，打过针。您知道她没有疯，但您没有说话。”白蔹的声音没有起伏，“我不怪您。您也有您的难处。但现在，顾城已经被抓了，检察院在调查。我需要您帮我。不需要您上法庭，只需要您写一份证词。您知道的那些事，写下来就行。”
老人的眼泪掉了下来。他伸出手，颤抖着，握住白蔹的手。嘴唇动了很久，终于挤出了两个字：“对……不起。”
白蔹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我接受您的道歉。但请帮我。”
老人点了点头。
李晏礼送白蔹出来的时候，眼眶也是红的。“谢谢你没有逼他上法庭。”
“他身体那样，上法庭也撑不住。一份书面证词就够了。”
“你为什么对他这么宽容？”
白蔹沉默了一会儿。“因为他也是被顾城利用的人。他不是主谋，他只是没敢反抗。我恨他，但我理解他。”
“你恨很多人，但你也理解很多人。”
“恨和理解，不矛盾。”
开庭前两天，白蔹去看了妈妈。不是去墓地——妈妈的墓是空的，里面没有骨灰。她去了那座桥，那座妈妈当年被推下去的桥。桥已经拆了，河也填了，盖起了商场。白蔹站在商场门口，看着人来人往，站了很久。
“姐姐，妈妈的事，会水落石出的。”
“嗯。”
“你不开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