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
特维尔下了一场大雪，大雪封了路，封了河，封了所有人的嘴。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裹着大衣，走到伏尔加河边。他不是去找格里戈里的，他是去看那栋木屋的。
木屋还在。歪歪斜斜地站在河岸上，像一个不肯倒下的醉汉。雪落在屋顶上，把歪的地方盖住了，看起来居然正了一些。
安德烈站在河边，看见木屋的窗户里有光。格里戈里在家。
他站了十分钟，然后转身走了。
走了几步，他听见身后有声音。不是风声，是木头断裂的声音。很轻，像是一根骨头折了。
他没回头。
他知道回头会看见什么。他知道那栋木屋的地基终于撑不住了。他知道格里戈里·斯捷潘诺维奇·雷巴科夫，北方舰队的一级军士长，在他自己盖的房子里，在圣诞节的夜里，被埋在了伏尔加河岸的泥土和雪下面。
但他没回头。
因为他终于明白了格里戈里最后那句话的意思。
那你就别看了。
别看了。不是别管了，是别看了。因为你看了，你就得说。你说了，他就得碎。他碎了，你就得负责。而你负不起这个责。
所以别看了。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沃尔科夫走在特维尔的大雪里，走得很慢。雪落在他的白头发上，他看起来像一个老了的圣诞老人，只是没有礼物，没有驯鹿，只有一肚子说不出口的话。
他走到家门口，推开门，娜杰日达·伊万诺夫娜在厨房里烤馅饼。香味飘出来，是苹果馅的。
回来了？她说。
回来了。
去哪了？
河边。
看什么？
安德烈想了想，说：看雪。
娜杰日达·伊万诺夫娜没再问。她把馅饼端上桌，两个人坐下来吃。窗外的雪还在下，特维尔的钟楼敲了十二下，圣诞节到了。
安德烈咬了一口馅饼，很甜。他突然想，也许这就是答案。也许世界上最好的沟通，不是说真话，不是讲道理，不是给方法，而是坐在一起，吃一个馅饼，什么都不说。
因为有些人，你说什么都是错的。
而你能给他的最好的东西，就是沉默。
那天夜里，安德烈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站在一间巨大的教室里，黑板上写满了公式，下面坐满了人，每个人的头上都顶着一层玻璃，薄得透明，硬得易碎。他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粉笔，想写点什么，但他写不下去。因为他知道，他写的每一个字，都会变成一颗子弹，打在那些玻璃上。
玻璃碎了，人就没了。
所以他放下粉笔，坐在讲台上，看着那些顶着玻璃的人，笑了。
梦醒了。窗外的雪停了。伏尔加河的冰面上，有什么东西在月光下闪了一下，然后沉了下去。
特维尔的冬天还很长。
而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沃尔科夫，再也没有去过河边。
这就是特维尔城的人后来讲的故事。有人说安德烈疯了，有人说他悟了，有人说他只是累了。只有一个人知道真相，那就是在安德烈最后一次去河边那天夜里，站在对岸的那个人。
那个人穿着黑色的大衣，戴着一顶旧礼帽，脸上的笑容像是用刀刻出来的。他站在格里戈里的木屋旁边，看着木屋在雪里慢慢倾斜，看着地基下的泥土松动，看着河水在冰面下涌动。
他对身边的空气说了一句话。没有人听见，但如果有人听见了，他会听见这句话：
你看，我说过的。认知不在一个层次，解释就是消耗。他不听，你非要说。他不懂，你非要教。他不要，你非要给。这就是罗刹国的规矩——真话是一把刀，你递给别人，别人不接，刀就掉下来，扎的是你自己的脚。
空气里没有回应。只有雪落在木屋上的声音，很轻，很轻，像是有人在叹气。
那个人转身走了。他的影子在雪地上拖得很长，长得不像是一个人的影子，倒像是一条路，一条通往某个地方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