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条路的尽头，是一扇门。门上没有锁，但推不开。因为门的另一边，站着所有听不进真话的人，他们肩并肩，手挽手，顶着各自的玻璃心，把门堵得严严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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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人站在门前，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点上，吸了一口。
烟雾散了。
门还是推不开。
他把烟掐了，说：行吧。那就这样吧。
然后他消失了。像是从来没来过。
特维尔的雪又下了起来。
这一次，没有人看见他。
也没有人再去河边。
但故事没有结束。
第二年春天，冰化了。伏尔加河涨了水，水漫上河岸，冲走了半条街的积雪。格里戈里·斯捷潘诺维奇·雷巴科夫的木屋确实塌了，塌进了河里，连地基都没剩下。特维尔的报纸登了一条豆腐块大小的消息：伏尔加河岸一处民房因地基塌陷落入河中，房主失踪，搜救工作因冰水过冷暂停。
没有人提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也没有人提那栋木屋歪了十年。
倒是有一件事，特维尔的人私下里传。说是在木屋塌掉的那天夜里，住在河对岸的几户人家都听见了一种声音。不是木头断裂的声音，不是河水的声音，是一种很低很低的嗡嗡声，像是有人在冰面下面唱歌。唱的什么听不清，但调子很悲伤，悲伤得让人想哭，又哭不出来。
娜杰日达·伊万诺夫娜听见了。她躺在床上，把被子拉到下巴，对安德烈说：你听见了吗？
安德烈说：听见了。
是什么？
不知道，安德烈说，可能是河。
河不会唱歌，娜杰日达·伊万诺夫娜说。
安德烈没说话。他在想，也许那不是河。也许那是格里戈里。也许格里戈里·斯捷潘诺维奇·雷巴科夫，这个一辈子不肯低头的男人，在他自己盖的房子塌进河里的那一刻，终于听见了真话。
只是太晚了。
真话这个东西，它不挑时间来。你早说，它是救命的。你晚说，它就是送葬的。而最残忍的是，你不说，它就一直在那里，在地基下面，在河岸里面，在每一块歪掉的木头里，等着。等着冰化，等着水涨，等着房子塌。
它从来不着急。
因为它知道，玻璃心总会碎的。
安德烈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娜杰日达·伊万诺夫娜也翻了个身，背对着他。两个人中间隔着一拳的距离，那一拳的距离里，装着所有说不出口的话。
窗外，伏尔加河的水还在涨。
特维尔的春天来了，但有些人的冬天，永远不会结束。
这件事过去很多年以后，安德烈·彼得罗维奇退休了。他离开特维尔，搬到了下诺夫哥罗德，住在一栋公寓楼的三层，窗户对着奥卡河。新邻居是个年轻的水电工，叫米哈伊尔，二十出头，毛手毛脚，干什么都不太利索。
安德烈第一天搬来，就看见米哈伊尔在楼道里接线，线接得乱七八糟，火花直冒。
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说：小伙子，你那根火线接错了，这样会短路的。
米哈伊尔抬头看了他一眼，脸上的表情——安德烈太熟悉了。那是一种混合了愤怒、羞耻和恐惧的表情，像是一只被踩了尾巴又不敢咬人的猫。
你谁啊？米哈伊尔说，我接我的线，关你什么事？
安德烈愣了一下。
然后他笑了。那种笑很苦，像是喝了一杯放了三天的茶。
他转身进了屋，关上门，把那句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什么话？
就是那句——小伙子，你这样接线，整栋楼都会着火的。